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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90年代思想大论战的“始作俑者”,讲述导火线被点燃的时刻

本文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第40期,2018年,原标题《汪晖:在90年代反思现代性》

口头/王辉

采访,整理/刘周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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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尹希元)

道路已经过去了。作者是编辑 - 首席《读书》。《读书》《天涯》,北方和南方的回声,是新左派的大本营。“

郑中兵先生主持会议。他看到我进来,用胳膊接触李先生。李先生不知道该做什么,继续批评。郑先生不得不大声说:“王辉,你坐在前面!”

我对李先生很熟悉。他看到我,谈了一下口气。每个人都让我表达我的意见。《读书》事实上,有关于意见和立场的文章,但作为编辑,我一直听取有关《读书》的批评和建议。至于李先生对我的文章的批评,我只是说:我不知道如何讨论300年来人类的共同道路,留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探索中国的发展。

我明白李先生所说的是启蒙的理想。但是,当鸦片战争是中国和英国的共同道路?卖黑奴时,是非洲,欧洲和北美共同的道路吗? 300年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以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名义出现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成为“前现代主义”。如何理解这个新的启蒙愿景?在中国所谓的“共同”?

李慎芝先生所说的文章是《天涯》于1997年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上发表。在出版后,它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是一系列后续纠纷的导火索。

在那篇文章中,我批评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主要意识形态派别,如马克思主义的三种不同形式,“新启蒙”思潮,“儒家资本主义”和“乡镇企业现代化理论”和“中国后现代主义”。和其他讨论。批评的核心是他们在不同程度和方面缺乏对“现代性”的充分反思。中国知识分子纠缠于现代意识形态,无法在“中西合璧”和“传统/现代”的双重话语中进行分析。新一轮全球化与中国面临的新问题产生的矛盾。在文章的最后,我批评了一些人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没有反思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答案。

这些观点现在并不新鲜,但在20世纪90年代的气氛中,听起来有点奇怪。无论像李慎之先生这样的老一代启蒙运动,还是新一代的“自由主义者”,他们都不满意我的言论。他们对“全球化”充满了良好的想象力,但我提出的不同于现代历史的背景。分析。

那天的会议非常热烈。当我说话时,我被打断了,就像一次“围攻”。但也有两位老先生主张让我谈谈。李慎之先生和我的观点不一样,但坦率地说,有什么意见,我非常尊重他。

事实上,那篇文章于1994年完成。1993年底,我从哈佛大学回到中国。我的韩国朋友李旭源让我写一篇介绍当代中国思想状况的文章。他想把它带回韩国。在同意之后,我想,我应该怎样写当代问题?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三四年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我先去北京,然后去商洛到陕西商洛。 1991年,我回到了北京办事处《学人》杂志。 1992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前往美国。我从远近的角度观察了中国和世界的巨大变化。你怎么理解这个?这篇文章是我多年来间歇性思考的记录,是一份思想笔记,而不是一篇学术论文。

除了中国的重大事件外,近年来国际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末,许多中国年轻人的心态认为美国是我们最遥远的未来。更接近的是苏联,由戈尔巴乔夫领导进行政治改革。在短短的两三年里,局势急剧转变,我们一直非常希望苏联和苏联的改革能够迅速崩溃。虽然与苏东不同,但中国也在迅速进入经济领域的全球化进程。

我记得1993年,我们有些人去了圣彼得堡玩,李泽厚和刘再富去了涅瓦河。港口停泊着“Aphrod”巡洋舰,该巡洋舰开启了“十月革命”的第一枪。 “十月革命带来了许多问题。整个20世纪给我们带来了如此多的灾难。”这是当时许多人的感受,我能理解,但如何分析19世纪到20世纪的过程,我心里有不同的看法。

宣言片。

在20世纪90年代,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来了,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越来越明显的不平等结构,而且能够感受到完全合法合理形式的不平等关系。在经过一轮否定之后,它似乎又回到了19世纪20世纪想要突破的地方。

在圣彼得堡,我们这些深受俄罗斯文学影响的人都觉得这个城市非常美丽,比巴黎更加壮丽。到了晚上,这个城市很朦胧,因为经济不好,电力稀缺。让我们来看看世界级的《天鹅湖》芭蕾舞表演,在黑市上售价13美元,这在美国标准下非常便宜。第二天,我通过售票处问,整个《天鹅湖》实际价格为55卢布,当时的汇率,1美元到1300卢布!人们怎能不感到难过?我以前认为苏联不好。当它被取代时,市场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我没想到实际的社会变化是这样的。

当我结束旅行时,我回到了美国。首先抵达芝加哥,邻居与两位叶利钦顾问住在一起。他们似乎对苏联的分裂感到悲伤。他们认为俄罗斯终于成为俄罗斯民族社区。这让我很惊讶。然后回到哈佛,在离开之际,发生了“十月十月事件”。叶利钦用坦克轰炸议会大楼,结束了总统与议会之间的权力斗争。美国媒体和国家政策完全站在叶利钦一边,显然支持暴力,称叶利钦在清算前是“共产主义者”。为什么美国的反应与中国的反应如此不同?美国外交政策的实用主义已暴露无遗。

这些事情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促使我思考社会主义实践和新的全球秩序。这些笔记也是自我反思。这时,李旭媛来找我参加选秀,我将这些笔记整合到一篇文章中,首先在韩国和香港出版。

从1996年底到1997年底,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住了整整一年。来香港之前,我被邀请担任《读书》的编辑。考虑到文章发表可能引起的争议,我首先用假名在《香港社会科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手稿。但我不习惯使用假名。我总觉得有点奇怪。我觉得我应该对我说的话负责。没有必要躲闪。那时,韩少功曾在海南《天涯》杂志上,多次,我把这篇文章给了他。

全球化的理想化叙事。

本文回顾了不同的思想趋势。事实上,我也是自我批评者,因为我的思想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我并不认为自己是那个时代的审判者。

回顾这篇文章,这是我对现代过程的反思和对当代思想讨论的干预的开始。我在这里概括并重新思考现代过程。这些抽象理论的东西具有非常实际的价值。我记得《读书》讨论科学主义和环境问题。余光远先生告诉我,生态环境只有发达国家才能讨论。中国现在不需要讨论这个问题。现在看着它?即使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需要一定的理论视角来解决尚未成为问题的问题。重新诠释历史,打破简单的传统和现代对立框架,从现代性的角度探讨发展主义及相关生态和平等问题也是合乎逻辑的。

事实上,在本文形成之前和之后,知识界已经开始表现出不同的声音。本文也回应了这些声音。由于文章具有历史分析和综合描述的特点,因此作为一个机会,知识界开始不断争论。有人称之为“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纠纷。我自然是他们眼中“新左派”的代表。我从来没有声称这一点,因为任何标签都会简化问题,并进一步发展成为不同阵营之间的竞争,以取得胜利和失败。它不再是对思想和理论的讨论,而是意识形态的争论不是通过个人意志来转移的。它发生了,它可能会继续发生。

我一直存在争议和争议,并一再受到攻击。起初它非常不舒服,但它逐渐平静。如果争议是有价值的,人们最终会再次意识到这一点,但不幸的是,对质量的批评很少。这篇文章总是我工作中的备忘录。我的更多工作集中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研究和编写过程中。这本四册书出版后,我开始了20世纪的一些重要事情。对事件和想法进行更系统的研究。我对当代问题的思考和干预主要是在研究历史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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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尹希元)

记录器的访谈记录

“这个名字充满了世界,充满了世界”,可能是公众对王辉的印象。

王辉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认可。例如,2010年亚洲协会年会的主旨发言人,2013年意大利“Luca Pacioli奖”和哈贝马斯,以及2018年德国最高学术奖。其中一个是“Anne Liz Meyer奖”,他是第一个中国人将获得这些学术奖项。王辉受到了很多批评,2000年长江奖颁奖活动,2007年《读书》执教风暴,2010年博士生博士。论文“抄袭”事件等,每一个演变成一个公共话题,引起“斗争”。

“名”和“谤”的来源可能与王晖的思想有关。他讨论的话题非常重要。他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与“主流”充分冲突,因此他对自己思想的看法经历了各种形式的变化,成为那些荣誉或批评。

“现代”和“中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开始发表于1997年《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为了回答这些基本问题,他拒绝对研究施加人为限制。从鲁迅的研究开始,他的领域逐渐扩展到更广阔的思想史。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四卷作品中,为了探索“现代性”,他的话语可以追溯到宋朝甚至更早,为了澄清在特定语境中对“中国”的理解,他特意写了关于西藏和槌球问题的专着。王辉目前的职业地位是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系的双教育教授。他是文学和思想史上的“专家”,但当人们谈论他时,“思想家”的身份先于“专家”的称号。

当然,他也拒绝接受“新左派”的标签 - 他认为这个标签过于简单化和可疑。他认识到的自我认同是一种批判性的知识分子。批评的一个重要对象是许多人认为理所当然的“现代性”和未来的方向。在他看来,批判不是一个简单的否定,也不是一个相互对立的概念。 “反现代性现代性”是近代中国史上的一种传统。许多为中国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都是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对张太炎,鲁迅等现代人有着深刻的怀疑和反思,如毛泽东。

王辉想要做的或许是今天在中国继续努力。德国《时代周报》正在这样形容他:“王辉正急切地等待着他祖国的现代独立思想的发展和对西方启蒙运动的礼貌。”这种尝试应该自然地存在于这40年中。多年来,一个地方一直在探索思想。

2010年,来自各个领域的40多位学者在北京大学举办了以“王晖的学术世界和当代中国思想之路”为主题的研讨会。在他的介绍中,学者戴金华解释了为什么应该讨论王辉:“王辉近年来的工作,他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力,使他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都被命名,是一个示范,一个今天我们选择王辉作为'我们'解剖的'麻雀',因为我们和王辉面对并分享共同的挑战和共同的问题。“